精彩试阅
李普曼了解刻板印象的角色和影响。他在一九二二年出版的《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一书中说：「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是先看到，再下定义。我们都是先下定义，再看到。」以及「在外界吵杂的混乱中，我们选出文化已经帮我们下了定义的事物，然後我们会用社会的刻板印象来理解一切。」
他的工作让他很担忧，如果人们看到的资讯不符合他们已经相信的事物，刻板印象让他们盲目，就可能做出冲动、非逻辑的公民选择和政治选择。这正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今日的心理学家将此现象称为「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或称确认偏差）。大家会找出并注意合乎他们信念的资讯。即使我们已经看到有信用、看起来无可否认的相反事实时，我们还是比较信赖符合我们成见的资讯，对这些资讯的态度比较不严格。我们一旦发展出事情如何运作的理论，就很难打破框架。
确认偏误是允许不正确信念传播与存在的机制。现代社会有各种管道，为你相信的任何信念提供确认。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能够经由网路取得比以往更多的资讯。这些资讯有各种不同的角度，提供给有共同信念的人看。资讯的隔离让人看不到令人不舒服、不方便、不适合的资讯，只看到与我们已经相信的信念一致的资讯，因此我们都可能接收到支持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假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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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板印象无需解释，就可以被理解或复制。一次感恩节，我才六岁的大儿子艾比提醒了我这一点。我忙着准备烤火鸡，正在涂抹酱汁和香料，而他坐在厨房的餐桌旁。忽然，他毫无预警地说：「妈咪，你觉得大家认为黑人和白人不一样吗？」我吓了一跳，问他为什麽会问我这个。「喔，我也不知道。我就是觉得好像不同。」我鼓励他继续说：「你的意思是什麽？」他皱着眉头，好像在努力思考。最後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觉得不一样。好像大家看黑人的时候，比较特别。」
我请他举例。他安静坐着，陷入思考。他想起最近去购物中心的一件事：「你记得那天我们在超市吗？」他的音调从没把握和迟疑变成热心和有自信：「我记得有一个黑人走进来，好像他四周有一层隐形的力量。」儿子那时正在迷《星际大战》，「他走进来的时候，大家会离他远一点，好像不想太靠近他。我记得他排队的时候，好长一段时间，那条队伍都是最短的。」
我问：「你觉得是怎麽一回事？」我希望我的声音足够平稳沈静。我鼓起勇气，准备迎接即将听到的话。他又皱眉了，他的自信似乎消失了。但是他继续思考。几分钟之後，他的眼睛变大，转头看我。我正在把火鸡放进烤箱，他用之前从未出现过的低沈嗓音说：「我觉得是恐惧。」我吓了一大跳，我的手一震，被烤箱架子烫伤了。
小学一年级的孩子怎麽会懂？我们从未讨论过这种事。我不觉得他在电视上听过或看过。对话让我更加相信，孩子真的非常擅长解读日常生活中，世界给他们的诸多讯息，包括在家里、学校、游乐场和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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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影响儿童观点的力量主要落在父母身上。一点也不意外地，研究确认有偏见的父母会养出有偏见的孩子。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在美国中西部小城里，针对一群大部分是白人的父母测量偏见程度。参与者回答一份问卷，看看他们是否同意「对大部分美国人而言，非裔美国人都具有肢体威胁」或「非裔美国人从这个国家获得太多了，他们不值得」。然後要求参与者正在念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完成另一份问卷，看他们是否认同父母的观点。最後，研究者在学校电脑教室让这些孩子完成内隐连结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在这个研究里，研究者发现，家长在填写问卷时，对黑人越有偏见，孩子在做内隐连结测验时，对黑人的偏见就越强。但是这个结果只适用於比较认同父母的儿童——他们表示自己经常服从父母的指令、长大想要像自己的父母一样、希望父母为他们感到骄傲、喜欢花时间和父母相处。结果显示，他们的父母不但和孩子分享时间、爱和资源，也分享父母脑子里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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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早晨，大家都在讨论刚刚出现在媒体上的影片，奥克拉荷马州土沙镇（Tulsa），一位没有武装的黑人被警方射死——两年来已经发生了一连串众所注目的射击案，这是最新的事件。影片中，托伦斯．克尔却（Terence Curtcher）高举双手，慢慢走着，後面跟着一群警察。一会儿之後，有人开枪，克尔却倒在地上。
二〇一六年，美国几乎有一千人被警方杀死。其他个案也激起民众愤怒，但是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托伦斯．克尔却死前两个月，费兰多．卡斯提尔（Philando Castile）在明尼苏达州被杀。当时他正在开车，被警察拦了下来。他很有礼貌地告诉警察，他合法持有枪枝，而警察射杀了他。枪击发生之後，卡斯提尔的女朋友旋即开启直播，同时她的四岁女儿也目击了一切。超过三百万人在社群媒体上看着卡斯提尔坐在驾驶座，流血致死。近距离开了七枪的警察则情绪崩溃。
压力越来越大，社区领袖和执法人员都开始找我和全国其他专家指导。每次发生了引起公众注意的枪击事件，影片释出後，我都要努力安抚自己的无力感。我担心（我现在还是担心）大家过度信赖这些训练。训练可以教育警方，但是无法消除那股让警察容易出事、让社区紧张的力量。
多年来，我一直在对社区团体演讲，我可以感觉到情势越来越急迫，关於警方枪击的议题，氛围正在改变。我现在必须勇敢面对站起身的母亲，她们流着泪乞求，问我：「我们能够做什麽，才能让我们的儿子安全？」
我从不确定该如何回应大家提出来的问题，我试着用事实和统计数字回答：超过百分之九十九的警方勤务不会用到暴力，更不会用到致命武器。
但是，最终，我还是要以母亲的身分回答。我有三个儿子，我也会恐惧。很难告诉别人不要担心。不成比例地，黑人经常被警察拦下来盘查，也比较容易被暴力对待。我知道社会如何看待我们的儿子，而这将会影响警察如何看待和对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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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刑案中，赌注很高，种族就是正义之秤上面加上的那根拇指。几十年的研究显示，谋杀白人的人比谋杀黑人的人更容易得到死刑判决——即使考虑过可能影响判决的非种族因素之後也是如此。
在一项重要的研究，也是截至目前最完整的研究中，犯罪学家大卫．波德斯（David Baldus）发现，不但谋杀白人的人比谋杀黑人的人更容易得到死刑判决，同时，黑人被告比白人被告也更容易得到死刑判决。
死刑的哲学基础就是：邪恶的人「罪有应得」。十八世纪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曾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反映了这种思维：「惩罚应该根据罪犯的内在邪恶程度，成比例地宣判。」
内在邪恶的外在代理人是什麽呢？我的研究显示，光是黑人的容貌特徵就足以让他更可能被判死刑。如果受害者是白人，被告容貌越符合黑人的刻板印象，就越可能获得死刑判决。就像监狱黑人越多，公众越会支持犯罪司法政策采用严厉的惩罚一样，被告的黑人特质越多，陪审团越倾向於最重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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