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唐泰斯在黑牢里的经历更是写得有声有色，这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之一。唐泰斯在狱中一度满怀希望，以为维勒福会公正地释放他，随後希望破灭，他起了轻生的念头。他在牢里巧遇法理亚神父，通过地道互相往来，这段奇遇极富传奇意味。法理亚不幸中风死去，唐泰斯心生一计，钻进包裹法理亚屍体的麻袋，终於逃出虎口。看到这里，谁都会屏住呼吸，为作者的巧妙构思拍案叫绝。这只是小说的序幕。小说正文是写唐泰斯的报恩和复仇经过。唐泰斯根据法理亚的指点，发现了宝库，成了亿万富翁，改名为基度山伯爵。他得知摩雷尔船主曾为营救他出狱真心诚意地出过力，并资助过他父亲，是他的恩人。在船主处於破产境地、准备开枪自尽时，他及时地伸出援手，为船主还清债务，并送给船主一条崭新的帆船。
小说着重写基度山伯爵的复仇经过，大仲马匠心独运之处，在於把三次复仇写得互不相同，各异其趣，但又与三个仇人的职业和罪恶性质互有关连。莫尔赛夫夺人之妻，出卖恩人，结局是妻子离他而去；他身败名裂，儿子为他感到羞耻，不愿为他而决斗，他只得以自杀告终。维勒福落井下石，害人利己，又企图活埋私生子，结局是自己的犯罪面目被揭露，妻子和儿子双双服毒死去，面对穷途末路，他发了疯。唐格拉尔是陷害唐泰斯的主谋，又逼得唐泰斯的父亲贫病饿死，他靠投资起家。基度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受骗，终至破产，并让他忍受饥饿之苦，他被迫把拐骗的钱全数还出。这样不同的结果使复仇情节不致呆板，而是富有变化。读者料想不到会是如此结局，读完之後，掩卷再思，又会觉得这样的结局再好不过，不能不击节叹赏作者的巧於安排。
大仲马并不满足於基本情节的离奇曲折，因为小说篇幅很长，只有这样单纯的情节仍会显得单调。於是他在其中穿插了不少惊险紧张的场面，例如卡德鲁斯在风雨之夜谋财害命，杀死珠宝商，夺取了五万法郎。在罗马近郊神出鬼没的绿林好汉，利用狂欢节进行绑架行动。维勒福的私生子安德烈亚从苦役监踏入上流社会，最後事情败露，再次被捕入狱。卡德鲁斯夜入基度山伯爵府邸偷盗，竟被安德烈亚刺杀。维勒福夫人为了夺取遗产，下毒害人，但基度山伯爵暗中保护瓦朗蒂娜……。这些次要情节险象环生，具有奇峰突起，迂回曲折，大起大落的艺术效果，而又不游离於主要情节之外。这种大故事套小故事的写法运用得恰到好处，每一个小插曲都写得很紧凑、很精彩，但又不致喧宾夺主，相反，是为主要情节服务的，或者说，是主要情节中的一环。因为它们都与主人公有关，大多数还是他直接操纵的，所以小说情节繁复而不散漫，读来只觉得描写精彩纷呈，而无冗长拖遝之感。
从小说的创作经过，也可以看出大仲马这种善於编织故事的杰出才能。大仲马在一次到地中海作狩猎航行时，在厄尔巴岛附近发现了基度山这个小岛，他被岛名所吸引，产生了要以此作为他下一部小说的书名。机会来了，一八四三年，出版商要他写一部《巴黎游览印象》。大仲马从一则真实的社会新闻得到启发。这则新闻的材料来自巴黎警察局档案（一八三○－一八三八），由雅克．皮伽特（Jacques Peuchet）撰写成书。大仲马从中发现了F.皮科的故事。皮科被错判为英国奸细，关押了七年，於一八一四年出狱。一个名叫法理亚的神父遗赠给他一笔财产，他依靠这笔财产来复仇，杀死了三个仇人，最後，那个提供他内情的揭露者又被他暗杀了，揭露者临死前做了忏悔。皮科是唐泰斯的原型。这个真实的故事与《基度山恩仇记》只能说大致相似，经过大仲马的艺术加工後（据研究，小说由马盖和菲奥朗蒂写出初稿，再由大仲马加工和定稿），小说才成为真正的艺术品。
大仲马对原来真实故事的改动，有几处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时代的改动，原来发生在一八○七年至一八一四年之间，即第一帝国时期。小说改为一八一五年之後，也就是说在复辟王朝时期（关在黑牢里）和七月王朝时期，把揭露的矛头对准了复辟王朝的黑暗窳败，而不是抨击拿破仑政权。其二，小说主人公在狱中待了十四年而不是七年，用以加强主人公遭遇的悲惨，为他的复仇的合理性增加分量。其三，小说主人公不是期满释放，而是逃出来的，潜逃过程显示了作家的丰富想像力。其四，基度山伯爵的财产不是由法理亚神父遗赠的，而是在神父指点下发现的，而且数目大得不可比拟，这样写能增加小说的传奇性。其五，基度山是根据法理亚神父的分析了解到自己的仇人是谁，并经过自己的证实，他的复仇经过完全是作家杜撰出来的，最後，他根本没有亲手杀死仇人，否则难以脱身。其他次要情节也是作家虚构的。上述几个方面的改动，显示了大仲马如何成功地将生活中的原型和故事进行艺术加工，《基度山恩仇记》是一个出色的范例。
可是，在进行艺术虚构时决不能违反生活真实，否则就会流於荒唐无稽，导致艺术上的失败。大仲马是非常注意情节安排的合理可信的。以唐泰斯在黑牢中的经历为例，这座紫杉堡监狱阴森可怕，作者的描述异常具体细致，读者彷佛身临其境，看到主人公如何在他的牢房里生活。为了描写这一环境，大仲马曾经游历这个地方。他说过：「有一件事我是不会贸然去做的，那就是我没有见过的地方，我不会写进我的小说和戏剧里……。为了写作《基度山恩仇记》，我又去过加泰隆尼亚和紫杉堡。」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大仲马严谨的写作态度。
环境的真实是艺术真实的第一步。艺术需要虚构，但虚构也要符合真实。後者似乎需要更多的艺术匠心。这里面，细节的真实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个细节的疏忽往往导致整个情节的失实。《基度山恩仇记》在描写挖地道这个细节上就处理非常得妥贴。试想，挖地道所出的土是相当可观的，这些土倒在一个废置不用的小房间里，等填满了，就捣碎土块，一点点从窗口抛洒出去，随风送到远处，洒落在海里，不留下任何痕迹。这两处交代是颇有说服力的，足以解除读者心里的疑问。另外一个细节也写得很有分寸，唐泰斯要经过长途游泳才能逃离监狱，然而，他在牢里待了十四年，一个没有活动的人不可能有足够体力游完这段距离。作者当然考虑到这一点，他留下了几处伏笔，写唐泰斯平时如何锻链体力，其中挖地道也是一种方式，加上他是一个熟练的水手，深谙水性。这样，当写到他在海里游泳逃脱时，就合情合理，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再举一个例子，唐泰斯成为基度山伯爵之後，他需要富有教养，否则就不能出入交际场所。作者也事先交代了他向法理亚学习各种知识的细节，并把复仇时机推延到若干年後，这时基度山已完全摆脱底层人物的谈吐举止，并掌握了各种复仇本领，如他是击剑和射击能手。这样就避免了不合理的描写。大仲马对细节的处理大半是相当巧妙的，毫不让人感到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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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点之二：光怪陆离，熔於一炉
这部小说触及的社会生活面极其广阔，上至路易十八的宫廷、上流社会的灯红酒绿，下至监狱的阴森可怕和犯人的阴暗心理、绿林强盗的绑架和仗义疏财，也有市民清贫的生活，这些全都有精细的描绘。
小说对各个社会阶层的描写具绚丽的色彩，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扫描，而是有一定深度的写照。在描写宫廷时，作者用揶揄的笔触对待路易十八。这个经历二十多年流亡生活，如今登上宝座的国王，地位风雨飘摇。虽然他竭力保持国王的威严，但一遇突发事件便惊慌失措。平时他手捧古典着作，以显示博学和哲学头脑，其实他相当麻木不仁，不知脚下的火山即将爆发，十分昏聩。作者寥寥几笔就写出路易十八本人的特点和他的宫廷风尚。小说对上流社会的描绘是丰富多采的。大型舞会和豪华婚礼场面令人眩目，尤其婚礼仪式上的签名透露了时代的风俗。宴会上「水陆罗八珍」，其奢华和耗费异常惊人。价格高昂的骏马在贵族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往往用来炫耀主人的富有，而游山玩水、观看歌剧演出又是公子哥儿不可或缺的消遣活动。金碧辉煌的客厅和名画的陈设是显露财富的一种手段，实际上他们缺乏慧眼，艺术监赏力庸俗不堪。为了争夺财产，连检察官的夫人也不惜屡次下毒，谋财害命。最具特色的是关於金融投资的描写，这方面的刻画似乎在同时代作家中也不多见。唐格拉尔的金融活动以及唐格拉尔夫人和德布雷的合夥投资，揭示了银行家跟政府当局暗中勾结的内幕。他们窃取了重要的政治情报，及时购买或抛出公债券和国库券，从而赚取了数十万法郎乃至百万法郎的钜款。他们之间彼此利用，必要时可以妻子为钓饵，丈夫且容忍妻子的偷情行为。合作的一方一旦无利可图，也就毫不容情地与情妇一刀两断，各奔东西。小说对上流社会的描绘是淋漓尽致的。
在描绘底层社会方面，同样有独到之处。小说对牢狱生活的描写精细入微，将一般读者一无所知的犯人生活展示出来。小说中关於苦役犯摇身一变，企图通过婚姻改变社会地位的描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巴尔札克笔下的伏脱冷当上了公安机关的处长，确实是一种社会现象，拿破仑三世就依靠一批地痞流氓和社会边缘人物爬上去的。值得注意的是，大仲马把绿林大盗跟一般盗贼严格区分开来。罗马近郊绿林好汉的首领瓦姆帕是牧童出身，善恶分明，往往只打劫为富不仁的豪绅。他平时喜爱阅读凯撒（Gaius Iulius Caesar, 前100-前44）的《高卢战记》和普鲁塔克(Plutarchus, 46-125）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展现他的志趣和文化修养。同是底层人物，他和他的手下跟安德烈亚、卡德鲁斯等苦役监逃犯迥然不同。此外，小说对一般百姓和公职人员也有入木三分的描绘。诸如失去儿子之後宁愿饿死的唐泰斯老父亲，电报站中热衷於园艺的发报老头，知足常乐的爱马纽埃尔夫妇，收养安德烈亚的科西嘉人贝尔图乔及其善良的嫂子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小人物。《基度山恩仇记》虽然说不上对社会百态有全面的写照，却也是关於复辟王朝、尤其是七月王朝时期的一幅社会风俗画卷。
还应指出，《基度山恩仇记》富有地方色彩和异国情调。作为浪漫派作家，大仲马异常热衷於描写法国和外国的风土人情。地中海沿岸走私客东躲西藏的生活，他们以大海和小岛作为活动据点，与沿岸各地有密如丝网的联系，他们甚至与绿林好汉勾结，他们豪爽的性格与飘泊不定的生活是分不开的。科西嘉岛民强悍的复仇意识与善良本质的奇异融合，也构成了地方色彩中具魅力的一面。贝尔图乔为哥哥复仇，一路追杀维勒福，而他的嫂子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安德烈亚，百依百顺，就是一例。另外，保持西班牙风俗的加泰隆尼亚以渔业为生的宁静日子，展现了这个少数民族与法兰西人民不同的生活风貌。至於异国情调，在这部小说中更是突出。罗马狂欢节车水马龙、万头攒动的疯狂场面。面具和奇装异服的盛大展览更是五彩缤纷，让人目不暇给。狂欢节开始前的处决犯人则不可思议，富神秘色彩。罗马竞技场上的优美夜景和绿林好汉古怪的接头方式也令人神往和不可捉摸。再如希腊战争中这一段富浪漫色彩的插曲，阿里．泰贝林被出卖和惨遭杀害，他的妻子和幼女被叛徒费尔南卖给了奴隶贩子。这段插曲把当时吸引欧洲人注意的希腊战争写进小说。此外，基度山伯爵的仆人阿里曾因触犯苏丹禁令被割去舌头的残酷刑罚，也勾勒了一笔北非的风俗。
五光十色的社会生活和斑斓夺目的地方色彩、异国情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现出大仲马能将广阔的视野与浪漫主义的艺术趣味熔於一炉的杰出技巧，这种特点是与小说的传奇性紧密相连的。将上层与底层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描写，目的之一是为了制造传奇性。这欧仁．苏在小说《巴黎的秘密》中已经尝试过，但《巴黎的秘密》对社会底层的描写很难说是暴露社会的黑暗面，小说中对流氓、匪徒、妓女、苦役监犯人的描写带着浓厚的猎奇意味，作者明显站在维护社会秩序的上流人士立场上，居高临下、鄙夷不屑地对待处於社会底层的人。大仲马则不同，他对绿林好汉、走私者有好感，因此，他对底层人物的描写比较符合生活真实。更不用说他插入了对政治仇恨和金钱作用的描写，在思想上略高一筹。更重要的是，大仲马这种全景式的描写以丰富多采的色调作为点缀，能满足不同阶层读者的兴趣，这是《基度山恩仇记》能赢得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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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点之三：结构完整，一气呵成
多卷本的长篇小说有各种各样的写法。有的支线繁多，像一棵大树，枝繁叶茂，又如一座花园，曲径通幽，四通八达。那些力图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往往采用这种手法，例如《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但这种手法如果处理不当，就会显得枝蔓太多，七零八碎，而导致结构上的失败。还有一种是先写主要人物，随着他的经历逐渐引出其他人物，其他人物与主要人物的活动密切相关，构成了一个整体。这种写法颇为常见，其优点是脉络清楚，重点突出，叙述自然。如《约翰．克利斯朵夫》、挪威女作家温塞特（Sigrid Undset, 1882-1949）的《克丽丝汀的一生》就属於这一类。近代有的多卷本长篇小说，则采用倒叙手法，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1871-1922）的《追忆似水年华》长达三百多万字，由主人公醒来後躺在床上回忆的往事组成。《基度山恩仇记》的结构类似第二种，但又不尽相同。它一开卷就引出几个主要人物，他们之间的矛盾斗争构成了小说的全部内容，前面四分之一的篇幅写主人公被陷害的经过，後面四分之三写主人公如何复仇。
这种结构非常清楚明晰。前面部分只能算是楔子。正是这个楔子引出了後来的复仇情节，前者为後者的基础，因而两者是紧紧衔接在一起的。至於复仇情节，虽然分成三条线索，但彼此交叉进行，又不显混乱，叙述有条不紊，每条线索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後才汇合，写来环环相扣，步步深入。
问题在於，作者在组织基本情节的时候，是怎样处理大量的插入情节的？因为处理不好的话，基本情节就会被插入情节所淹没。尤其《基度山恩仇记》是一部报刊连载小说，这类小说往往会为了吸引读者而插入一些游离於主题和基本情节之外的枝节，从而破坏了作品的完整性。难能可贵的是，《基度山恩仇记》避免了这种弊病。在大仲马笔下，大量的次要情节都与主要情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或者说，次要情节被有机地组织到主要情节的基干中。例如，从三十一章到三十八章，小说突然变换了环境，转到义大利罗马，描写利用狂欢节进行活动的绿林好汉。乍看似乎离开了基本情节，再看下去，小说引出了基度山伯爵的仇人莫尔赛夫的儿子阿尔贝。阿尔贝被绑架事件成为基度山伯爵返回巴黎、进入上流社会的一条导引线。仅此一点，这段情节还不能说是十分必要的。直到故事末尾，唐格拉尔席卷钜款潜逃到义大利，落到这群绿林好汉之手，他们用一餐饭付十万法郎的办法迫使唐格拉尔吐出全部赃款。至此，前面那段插曲便成为不可缺少的情节，与基本情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再举一个插入情节的例子，唐泰斯出狱并寻得大笔财宝之後，曾寻访卡德鲁斯以证实唐格拉尔和莫尔赛夫写告密信的经过。卡德鲁斯这时是小旅店老板，他的再出现有了沟通上下情节的作用，并透过他的口，说明一些角色的经历，简化了交代过程。从卡德鲁斯那里又引出一个人物──安德烈亚。基度山把他从苦役监弄出来，作为他复仇的工具。安德烈亚成了义大利的贵族子弟，出入巴黎上流社会。处於拮据状态的唐格拉尔想招他为女婿，以摆脱困境。他败露身分後，在法庭上揭露了维勒福的丑恶面目。卡德鲁斯和安德烈亚的故事写得很吸引人，同时与唐格拉尔、维勒福等主要人物的经历紧密交织在一起，成为主要情节发展的纽带。由於次要情节安排得当，所以这部小说能始终保持酣畅，前後一贯。
作品结构关系到作家怎麽集中概括现实生活，并以何种形式展现。《基度山恩仇记》由於做到了结构的严密、紧凑、清晰，产生了一气呵成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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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点之四：善写对话，戏剧性强
大仲马十分擅长写人物对话，全书十分之八的篇幅都由对话组成。对话写得流畅、生动自不必说，仔细琢磨，还有如下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小说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往往是透过对话表现的。维勒福审问唐泰斯的场面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当时，维勒福志得意满，他攀上了一门亲事，前程似锦。他的未婚妻得知他要审理一个紧急案件时，嘱咐他要仁慈宽大，他也准备满足未婚妻的愿望。他初见唐泰斯，先询问唐泰斯的政见。唐泰斯回答，他从来没有什麽政见，只是代替老船长去过一次厄尔巴岛，为巴黎的一个人带一封信，维勒福便问他是什麽信。当维勒福看到信是写给他父亲的时候，他大吃一惊，脸色转成苍白。唐泰斯问他是不是认识收信者，他这样回答：「国王的忠仆是不认识叛徒的。」叛徒指他的父亲努瓦蒂埃，因为努瓦蒂埃信奉共和，是拿破仑党人；他为了忠於王室，把他的父亲斥为叛徒。这句答话将维勒福丑恶的嘴脸暴露得相当清楚。维勒福虽然脸色发白，额头冒汗，但并没有慌张。他问过唐泰斯，知道唐泰斯并不了解信的内容，而且谁也不知道这封信之後，马上做出决定。他佯称唐泰斯有严重嫌疑，不能马上恢复自由，然而他自称对唐泰斯是友好的，要设法缩短拘留他的时间。维勒福把这封信投到壁炉里烧掉，说是为唐泰斯消灭主要罪证，并吩咐唐泰斯不要泄漏一个字。唐泰斯真以为他是个好人，发誓答应了。这一场面全是用对话写出的，维勒福的奸滑阴险、随机应变跃然纸上。唐泰斯被警官带出去之後，维勒福因筋疲力竭，支持不住，倒在椅子里。突然，他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嘴角浮上了微笑，他要把唐泰斯打入大牢，然後连夜赶到巴黎，向路易十八告密。拿破仑即将返回大陆。他自言自语，要从这封本来会让他完蛋的信，得到飞黄腾达的机会。这个人物恶毒卑劣的心灵如实道出了。维勒福的思想和性格在这场短短对话中被初步塑造出来。
其二，《基度山恩仇记》几乎不用叙述的方法，而是用人物对话来展开情节，甚至交代往事。例如，维勒福企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埋掉他与唐格拉尔夫人的私生子，这是维勒福的隐私，也是导致他身败名裂的一桩罪行。这一情节是由贝尔图乔叙述出来的。贝尔图乔虽然很不愿意，还是按照基度山伯爵的吩咐，买下了一座无人居住的郊区住宅。他陪基度山伯爵来到花园一棵大树下。贝尔图乔指出这里曾经发生过一椿案件。原来，当年贝尔图乔为了复仇，曾企图在这里刺杀维勒福。他亲眼看到维勒福活埋私生子的情景，并把事情本末告诉基度山伯爵。看到这里，读者明白了基度山伯爵种种安排的用意，这一情节又为後面的发展埋下了伏笔。作者省去了另辟章节补叙维勒福这段过往经历，小说情节也不致於中断。插入的这一段既有解释，又有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大仲马十分喜爱这种相当经济的手法，努瓦蒂埃与政敌的决斗、海蒂公主的身世、基度山宝藏的发现等等，都是这样口述出来的。
大仲马有时还采用了颇为别致的对话写法。努瓦蒂埃後来全身瘫痪，不能说话，只能以眼睛示意。他闭上右眼表示要孙女瓦朗蒂娜过来，闭上左眼要仆人过来；眼睛眨几下表示不同意，眨一下表示许可；他想表达想法时就举目望天；为了表达更复杂的想法，可以拿一本字典辅助。当他看到所要表达的词的字母时，就以眼睛示意，让人明白。他眼睛的动作与别人的理解配合成一场巧妙的「对答」，既增加了情节的趣味，也丰富了行文的变化。
与这种对话体相配合的，是大仲马采用了短段落的写法。有时一句话就是一段，小说中几乎找不到超过一页的段落。短段落有易於阅读、行文流畅的效果。因此，如果翻译时认为叙述的段落过多，显得零碎，而把数段合并成一个大段，那麽就会有损於原文如滔滔流水的气势和阅读效果，违背了作者的原意。这种短段落的写法已为金庸、古龙、梁羽生等当代通俗小说家所承袭，可见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叙述手段。
从上述可以看到，《基度山恩仇记》的对话写得富有戏剧性。读者如果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无论两个人、三个人，还是许多人的对话，都写得像戏剧场面那样，其中充满了矛盾冲突，起伏变化。大仲马最初是作为浪漫派剧作家而登上文坛的，他在二、三○年代创作了一系列剧作，其中《亨利三世及其宫廷》（一八二九）很成功，预示了以雨果为首的新一代浪漫派的胜利。小说引起轰动後，他还陆续改编成戏剧上演。毫无疑问，他也将戏剧创作的经验搬到小说中，因而有的评论家说，大仲马写作小说时仍然是一个戏剧家。这个评语颇有道理。大仲马确实是把小说写成无数个连接起来的戏剧场面，所以对话在他的小说中占据了大部分篇幅，而且充满了戏剧性。这是大仲马小说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他小说的魅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得之於此。这就是在平易顺畅的对话中展现激烈动荡的感情、尖锐曲折的冲突。对话接近日常生活的口语，通俗晓畅；而激烈动荡的感情和尖锐曲折的冲突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和概括，使内容变得复杂而生动。这两方面的成功结合也堪称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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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特点之五：形象鲜明、个性突出
诚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基度山恩仇记》虽然不能说非常出色，但在同类小说中还是属於佼佼者之列。
首先，作者能从时代变迁去刻划人物思想的变化和性格的形成。唐泰斯一开始是一个正直单纯的水手，对生活的复杂颇为无知。他获得财富之後，阅历渐深，变得老谋深算。虽然他嫉恶如仇，保持早年正直的品格，但他已失去单纯的一面，变得铁面无情，手段凶狠。作为大富豪，他的变化是很合乎逻辑的。唐格拉尔和莫尔赛夫在小说开头一个是阴骘之徒，一个是无赖小人。後来，唐格拉尔钻营有方，当上了银行家，他不择手段、唯利是图的本质充分表露。而莫尔赛夫的背信弃义，卑鄙无耻又有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变化，侧面反映了七月王朝「精英」人物的崛起过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基度山恩仇记》中，不只主要人物，次要人物也写得相当生动。爱钱贪财的卡德鲁斯夫妇，作恶成性的安德烈亚，淫荡无行的唐格拉尔夫人，毒辣阴险的维勒福夫人，坚定高尚的努瓦蒂埃，热情善良的摩雷尔，正直纯真的马克西米利安，热烈诚挚的瓦朗蒂娜，软弱和善的梅尔塞苔丝，耿直单纯的阿尔贝，博学多识的法理亚，都给读者留下鲜明的印象。还有那个我行我素、厌恶男人、个性强硬的欧仁妮，她把父亲叫到客厅中谈判那一幕，真是把一个高傲任性的少女写得呼之欲出。但她毕竟不如唐格拉尔那麽老辣，在唐格拉尔把即将宣告破产的底牌亮出来之後，她只能委屈求全。一部长篇小说，连次要人物也写得活灵活现，这是它在艺术上成功的鲜明标志。
大仲马塑造人物的功力还表现在他对同类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做出细致的区分。三个主要反派角色莫尔赛夫、唐格拉尔和维勒福，分别代表七月王朝时期政治界、金融界和司法界的大人物，在身分上明显不同。同样丑恶的灵魂，也各有特点，而且不同之处写得细腻。唐格拉尔和维勒福同是狡猾阴险，但唐格拉尔较为外显，维勒福则老奸巨猾。在陷害唐泰斯这一点上，唐格拉尔虽然假手於人，但毕竟还是亲手动笔，在场还有第三者，落下把柄。维勒福则烧掉罪证，摆脱干系，而且让唐泰斯存有幻想，陷害了别人还让被害人感激自己。另外，他明明知道自己的妻子下毒，却佯装不知，直至可能危及自身，才露出凶相，要妻子自尽，把她甩掉。他的毒如蛇蠍写得何等出色。莫尔赛夫比起他们则较为赤裸裸，具有流氓习气。他的发迹与这种习气不无联系。再拿维勒福夫人和唐格拉尔夫人来说，两人都贪婪。维勒福夫人心狠手毒，不惜连续下毒，而唐格拉尔夫人卑琐猥亵，出卖色相以谋取钱财。又如摩雷尔船主和努瓦蒂埃，两人有相近的政治信仰，而且都心地正直，但摩雷尔热诚，努瓦蒂埃刚烈。细微的不同让读者不致於混同。因此评论家认为大仲马塑造了「令人难忘的人物」，这是深中肯綮的评语。
注重人物性格刻画是在法国十九世纪初期兴起的，以巴尔札克、司汤达（Marie-Henri Beyle, 1783-1842）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在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基础上发展的艺术主张，由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1820-1895）总结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原则。这一主张推动法国文学的新发展。批判现实主义的潮流不能不影响到浪漫派剧作家大仲马。他在人物塑造上也注意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刻画人物性格。大仲马这种写法，为「斗篷加长剑」、「黑小说」等极尽诡谲怪诞、离奇恐怖内容的通俗小说注入了新生命。过去的通俗小说只注意情节的诡奇，甚至到了荒诞的地步，而不着意於描绘人物性格，因此，长期以来不登大雅之堂。大仲马则开始注意刻画人物性格，这无异於对通俗小说进行革新，提高艺术价值，让通俗小说登堂入室，进入文学领域，这是大仲马在法国小说史上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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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度山恩仇记》在艺术上并非尽善尽美。例如，善写对话固然是一大优点，但描述自有它的功能，完全用对话代替描述，不免对环境和人物的勾画有所影响。与同时代大作家相较，大仲马笔下的人物描写还显不足，谈不上塑造了杰出典型。在心理描写方面，大仲马运用得还不够纯熟。然而瑕不掩瑜，这些缺点无损於《基度山恩仇记》成为世界上通俗小说中的扛鼎之作。?
郑克鲁
一九九一年七月八日於上海